我们虽然care问题,但不够care真正有创意、解决问题的人

我们虽然care问题,但不够care真正有创意、解决问题的人

「出版社想要出关于创意的书,」卢建彰苦笑,「但创意很巨大,我很渺小啊。」

拍过好几支令人印象深刻的得奖广告、出版过好几本谈文案的书,近年不但开始写亲子专栏、还成了小说作者的卢建彰,说自己不够资格谈创意,似乎有点过谦,不过卢建彰并不是在开玩笑,「拍广告是蛮耗资源的事,希望藉此达到某种宣传成效,但和那些NGO工作者一比我就很心虚,因为人家资源更少,但促成的成就更大──他们才是有创意的人。」

这个想法催生了《创意力:你的问题,用创意来解决》一书中卢建彰与不同领域创意工作者的对话纪录,「三十岁前我浪费太多时间和创意在抱怨了,但也有人跳过这块,直接解决问题。」卢建彰说,「但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太少了,因为我们虽然care问题,但不够care解决问题的人,但这些人才是真正有创意的人,他们不光是动嘴说而已。所以这本书的重点是去看他们做的东西,不是我写的东西。」

有些事,「做」比「想」要紧──「我本来希望书名叫《创『作』力》,」卢建彰强调,「不只是『意』而已。」

与不同领域创意工作者的对话,也让卢建彰看见社会的不同面向。「例如致力改善偏乡教育的刘安婷,」卢建彰举例,「她可能是这回我访问对象里,工作领域和我距离最远的。」

初见刘安婷时,卢建彰觉得她是个漂亮柔弱的女孩,但聊了会儿,才发现她的内里相当强壮。「她告诉我很多我没想过的事。比如说偏乡教育,我们大多会想到没有老师要去偏远的学校,」卢建彰道,「但没想过,偏乡学校也有很多『弄不走的老师』──这些老师不见得适任,但以现行的法令来看,很难对老师执行免职之类的处分,结果这些老师成为长期留在偏乡学校的势力,可能不适教职,但校长也无法处理。」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每个被分发到偏乡学校去的年轻老师,都得设法解决更多教学之外的问题,「最初两年,他们大概都会被迫发挥创意啦,」卢建彰笑着说,「他们没权势、没资源,但这种状况正是创意来源,而且和台湾很像啊。」

偏乡家庭常见隔代教养问题,祖父母觉得自己和老师是有距离的,也不知如何处理孙子孙女联络簿相关事项。有老师想到开办爷爷奶奶英文班的办法,拉近自己和祖父母之间的关係,不但可以和祖父母直接沟通联络簿问题,甚至成了互相加LINE的好友,连孙子孙女都比从前对课业更有兴趣──因为他们不想输给祖父母。「这是很美丽、充满鼓励的真实故事,」卢建彰笑道,「面对问题,有新想法,就会产生新可能。为什幺要贬抑年轻人呢?他们做得很好呀。」

对卢建彰而言,创意是每个人用来解决问题的东西,它可以让人用不同观点做原来的事,甚至改变自己对工作的定义。

年轻人发挥创意解决问题,但不见得获得足够的关注,「所以我想讲的还有很多啊,青年贫穷、黑心食品,」卢建彰道,「或者写本小说讲空汙,我架构都拟好了。」

想讲的很多,最想讲的还是贫富差距,「我们常常害怕不够有钱,但有钱人也没有变成更好的人;如果年薪百万,也要一百年才能存到一亿,而一亿连帝宝的法拍户都买不起──那我们还想这个干嘛?」卢建彰说,「为什幺我们要用金钱当成衡量标準?这样会造成心理问题,心理问题会变成社会问题。」

抱持着如此想法,卢建彰去年的工作量虽然创下自己的历年新高,但其中只有一支是纯商业广告。「全球企业都在做公益和社会关怀,广告奖的重点也都在这个部分;」卢建彰说明,「消费者已经厌倦单纯要他们消费的广告了,他们现在会问:在你们这个品牌消费,你们会为世界做什幺?」

卢建彰认为,这是自己比业界前辈更幸运的原因,「前辈比较没机会做这类广告,但客户现在会询问、我也会主动对客户说:我们来做什幺吧!」卢建彰说得诚恳,「我一直记得保德信投顾的副总在除夕夜向美国总公司解释我们为什幺要拍一支空汙的广告。那是和生命有关的事,我用这个心态在拍,客户会理解我,参与的工作者也都有光荣感。」

卢建彰的作品,大多都会让人感受到「如果你多关心一点点,那幺别人也会更关心你」的氛围;「过去说『很厉害才快乐』,现在应是『很快乐才厉害』。」卢建彰表示,「有了女儿之后,我总想在日常生活里营造点什幺,让年轻人不要往不好的方向去,同时重新评估人生目标,期勉自己变成有故事的人、有趣的人。」

按着理念拍了不少广告,不过卢建彰一直想继续创作小说。「当作者的挑戢性比当导演更大啊,」卢建彰哈哈笑着,「拍片是集体工作,资浅的导演拍片时,公司会更谨慎地请资深的摄影师及工作人员帮忙,所以出来的东西不会差;但写作是单兵作战啊,就像运动员,上场了就只能靠自己。」

当作者比较费劲,不过卢建彰认为这会让他更想全力拚搏。

「以后有人记得我的话,」卢建彰很认真地道,「我希望被记得的是『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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